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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4-10-08   访问量:0   保护视力色:
浅谈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 ——兼谈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

浅谈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

         ——兼谈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


江苏相诚律师事务所  张子瑜


【摘要】司法体制改革方兴未艾,下一步怎么走?乃焦点所在。本文要涉及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如何保障?恰恰是从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方面出发,探讨法律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也就是对律师权利的保障,能最准确地反映司法改革的成果,应当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侦查阶段   律师权利   保障

时间,定格在2014年7月29日:一是周永康被宣布审查。二是政治局公布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专家称“司法改革”或为切入点。周永康作为前政法委书记,在其任职时,我国法制建设出现了些许倒退的迹象。而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则是将依法治国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法律实践的律师或者公、检、法等法律人,对我国以法治国的逐步深入,发展,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法律人如何贯彻落实,并在各自的实际工作中予以体现。下面,就是笔者结合上述有关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结合本职工作,从个人理解角度,就刑事侦查中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提出的一些个人观点。限于笔者水平,此文仅仅是起到抛砖引玉,一家之言的作用,欢迎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一、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公正,公平原则,共同法律理念的形成。这些基本概念、理念,在侦查活动中,应当也毫不例外得到体现。但事实上,侦查人员歧视辩护律师,不公平对待律师,甚至于利用法律手段对付律师(可以查一下律师被办成伪证罪的案例)等屡见不鲜。

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关于律师会见难问题一直存在。不仅如此,律师会见时,还要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一般不会很干脆地让律师去会见。有时会以承办人不在,领导要审批等理由不想律师很快地去会见当事人;有时还要找关系通融才能会见等等。即使是给律师会见了,侦查人员对律师也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有不少侦查人员会抱怨律师:给你会见后,当事人的态度,口气都变了。以前,还有侦查机关要追究律师责任的事情出现。等等。

上述问题的出现,可以归结于公安群体与律师群体这两个法律职业人之间的信任度不足。我国的法制建设在不断进步,但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可做,包括司法体制改革。笔者提到的侦查机关出现的问题,更多的是想到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有必要对公安部门的职能重新定位。从法律的角度,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等,多多权衡,科学布局,对现行的公安部门进行适当调整。

在我国,公安部门既是政府部门,又是办案部门。作为办案部门,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律中,公安、检察、法院,形成了三角关系。所以,在行政级别安排上,公安部门的一把手与检察、法院的一把手一样,都是同等级别。而公安部门一把手往往是同级政府的副职,是政府领导人。所以,在社会稳定中,公安部门往往应政府要求,冲在第一线,变成灭火队。但是,社会治安出了问题,及针对刑事犯罪案件,公安部门又成了办案部门。以前,劳动教养、收容管理主要是公安部门办理,是社会大众反响最激烈的。目前,这两方面有所改革。

为此,笔者简单设想:有必要把公安部门职能厘清,要么作为办案部门,要么作为政府部门。不能既是政府管理部门,又是办案部门;不能一边管人,一边抓人,一边关人,自办自案。这样,势必是使公民及其他单位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公安部门如果作为政府部门,不应提高级别,应与其他政府部门平级。这可以比照海关总署,设立警察总署。警察执行权要相对独立,由检、法、司依法使用。 

二、会见权的保障。自从有了律师制度,关于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就一直存在,一直也争取至现在。律师会见权也从无到有,从条例的简单规定到立法规定,再到最终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在侦查阶段中,律师一直要求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当事人有会见的权利,只至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后,律师在当事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才能得以会见。而在此之前,虽然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有了明确规定,现实中,公安部门,包括看守所,大多以刑事诉讼法未作相应修改为由,不执行律师法的规定。这也体现了他们对法律理解能力和水平出现了问题。

无论是公安还是检察,法院,均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律师法是全国性法律,作为司法部门,当然也要受其约束,涉及到公检法的条款就应当有法必依。这其中就包括律师的会见权,律师在行使该权利时,作为公安机关,或看守所均应当依法予以保障。

即便如此,在某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有给律师会见增加困难及负担的。首先,看守所对待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的提审,与律师会见,肯定不是一样的态度。目前看守所仍然属于公安部门的一个下属单位。公安办案人员在看守所自由度相当大,而律师不可能享有如此好的待遇。其次,有些看守所,或者说大部分看守所,设立律师会见室、公安提讯室,条件是不一样的。律师会见室少的话,律师只有等别的律师会见完后才能会见,即使为公安办案用的提讯室空在那里没人用,律师也无法使用。律师会见室的灯光,空调,有无监控设备等,可能不少地方与公安使用的提讯室也不一样。如天气冷或热的时候,律师会见室可能没有空调或有空调也不给使用等等。

上述涉及到的是律师在侦查阶段中会见的具体的权利或待遇问题。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相关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一边是办案单位对嫌疑人进行侦查,予以拘留或逮捕,一边是将嫌疑人关在自己单位(看守所)。从法律架构上,怎么也体现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也很难做到对当事人人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

所以,笔者个人认为,从法治的高度,从法律的角度,看守所应当从公安部门分离出来,相对独立于公安部门。这完全可以参照全国人大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决定,将看守所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实际上,监狱目前属于司法部门管理也是一个例子。

三、不宜将侦查机关提供的口供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在法庭上,存在这样的三种证据:一是侦查机关提供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口供);二是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三是辩护律师提供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谈话笔录,并且多建议法庭重视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可以想见,或者说司法实践效果是,法院往往采用的是侦查机关的;大多对当事人当庭陈述视而不见。反而说成是当庭翻供,或认罪态度不好而不采纳;而对辩护律师提供的意见则绝大多数不会采信的。

刑事诉讼法早有规定,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取得当事人的口供,当事人当庭喊冤,律师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侦查机关的口供定案,然后最终又被证明是无罪的案件比比皆是。很典型的有云南杜培武杀妻案;湖南佘祥林杀妻案;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杀人案等等。这些案件中,无一例外的是侦查机关先入为主,作有罪推定,对当事人采取刑讯逼供等手段,让当事人自供有罪。而检察、法院的办案思维与公安一样,顺理成章地就办成了所谓的“铁案”。这些案例,实际上却成了我国法制发展史上让人心痛的一幕幕记录。

笔者对此略作思考,将侦查机关提供的口供与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的效力比较。面对侦查机关较为不透明的办案方式而取得的口供,与当事人宁愿相信法院(一般是公开开庭),而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二者的合理性与真实性,我宁愿相信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有时候,当事人会将更多的信任留给了法庭,可法院的办案人员,往往受法治理念的束缚,或者办案能力水平等主客观所限,将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不当回事,不重视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更谈不上对律师提供的材料重视了。

从这个观点引申,笔者浅见,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取得的当事人的口供,法庭不宜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三种言辞都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当庭陈述,重视辩护律师提供的辩护意见。这样,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侦查阶段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即是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担任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代为提出取保候审;代为控告、申诉;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等。但在实践中,这些权利往往难以落到实处,或者说效果不尽如人意。现在,律师会见问题解决了,侦查机关不用再审批,不用再派人在场;律师可以直接持证会见等。这比以前确有进步。但是,辩护律师为当事人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却每每难以实现。侦查机关大多以案件继续侦查等理由,对律师代当事人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不予批准。

有关取保候审的规定,是公安部作出的。这更多的体现了公安部门的意志,重点是考虑侦查部门办案的需要。而对当事人的权益,则鲜有考虑。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需要,该规定也应与时俱进,体现现有的以法治国的精神,作必要的修订,多一些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考虑。

笔者畅想,按照法治中国的理念,及宪法保护公民人权的规定精神,公安部门要改变靠口供办案理念。在办案时,应当更多地从收集物证,书证等方面做工作,而不是上来就是抓人,关人,通过当事人的口供来办案,这种办案的诟病或不良后果已经在上述观点中有所涉及。关于拘留、逮捕,应当尽可能地少用,从严掌握。能不关的不关,能取保候审的则取保候审。试想,把人关起来,搞口供,然后定罪,后来又办成错案了。结果是人被关了多少年,有的甚至已被执行死刑。人死不能复生,或者,有的当事人没死,被关了十几年,再回到社会已是物是人非。一系列的社会后果,让当事人难以承受;社会也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侦查机关能够更新执法理念,提高执法能力,多听听辩护律师的意见,对当事人少一点强制措施,多一点人性化的处理,则应当能收到更好的办案效果。

另外,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应当对律师提出的意见给予重视,并能听取,对合理的,合法的意见,则应能及时地给予回应,在办案中具体体现。从法律职业共同体角度看,法律人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来办案的。共同的目标是把案件办好。兼听则明,律师的建议,更多的是能起到帮助的作用。可能会拓宽办案思路,使案件办理效果更好,或者是减少错误的发生。从上述案例中,在侦查阶段,少了律师的意见,侦查机关也未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而律师大多是从法律角度,从事实及证据上,依法提出了无罪辩护的意见。如果侦查机关,或者之后的检察、法院能从法律人的角度,听取或重视律师的意见,应当极大程度地少了冤假错案地发生的。

以上几方面只是笔者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保障作出的一些思考与设想,不足之处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也不少。如果大家都能集中到法律这面旗帜下,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去做事,应当就会好一些。尤其重要的是,一定不能有部门成见,或者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考虑,那样,则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司法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欣慰的是,我们法律人看到了国家以法治国的决心,也看到了法律对人民权利越来越重视了,也看到了法治中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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